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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統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已不複存在，但中華大地仍陰雲密布，混亂不堪，中國人感到無所适從，民族的未來呈現出一片黯淡。此時，中國共産黨仍處于幼年，中國國民黨沒有形成統一全國的力量；歐美列強渡過了一戰後的危機，重返遠東，争相掠奪中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被帝國主義控制，民族工業的發展經受重大挫折；各地軍閥淪為列強的傀儡，他們豢養的40餘萬軍隊之間的戰端不息；有些省份為支撐戰争而橫征暴斂，人民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整個中國，已沒有能夠置身事外的階層，也沒有可以苟且偷安的人群。

這一年，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開啟了第一次合作，開創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割據的新局面，為大革命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華兒女懷着改變民族未來的希望，被廣泛地發動起來。革命的浪潮由此開始聲勢逐漸浩大，繼而席卷全國。

（一）

國共合作在這一時期形成較為穩固的基礎。

鑒于“二·七”大罷工的失敗，中國共産黨認清了現實：在經曆過長期封建和殖民統治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尚未形成優勢。中國革命要想走向勝利，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階層，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其中自然包括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代表着民族資産階級的利益，加上孫中山的号召力，該黨在中國社會上有相當的影響力。國民黨在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和廣東中部地區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國民革命在這一地區深入開展，根基相對牢固。但是，國民黨因反複的挫折，其實力已大損，加之該黨的階級局限性，一向嚴重脫離群衆，黨内的腐敗問題也日趨嚴重，難以治理。中國共産黨曾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指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黨内那種“動搖不定的政策，實有改變的必要”。孫中山内心也很清楚，中國革命必須擴展視野，甚至改弦易轍。于是，他開始積極建立與共産黨人的聯系，尋求合作。

國共兩黨因共同的意願形成了合作的基礎。中國共産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閉幕後，國共明顯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二）

1924年1月下旬，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主持了會議。在出席開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産黨員有24人。孫中山指定李大钊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并由譚平山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審議了國民黨《一大宣言草案》，這個草案對三民主義作出了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也對國民黨的既有政策作出了豐富和補充。草案不僅在民族主義中更加強調了反帝的内容，也在民權主義中明确解釋了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突出了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大原則。這更契合人民的訴求，也使國民黨的綱領與共産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若幹基本原則更具一緻性。大會經審議，通過了這個草案，奠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礎。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展現了對共産黨的誠意。大會支持并确認了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否決了排斥共産黨員的提案，此舉有力回擊了國民黨内部一批敵視中國共産黨的右派分子。大會還選舉出由國共兩黨領導人組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共産黨員：李大钊、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甚至國民黨的一些要害機關負責人由共産黨人任職，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部長、林祖涵任農民部部長、毛澤東任宣傳部代理部長等。

第一次國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孫中山作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他指出：“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衆為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年代了！”也正是這個時間點，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開始确立。

（三）

共産黨人以充分的誠意和熱忱的革命精神來努力推進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國民黨的組織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一直以來，國民黨因其階級局限性，幾乎隻與權貴階層建立聯系，群衆工作嚴重缺失，且國民黨組織隻在廣東、上海、四川、山東等地區有一定活動範圍。中國共産黨的高級領導人及大量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他們以卓越的組織能力，積極在全國各地廣泛聯系群衆，幫助國民黨建立和發展基層組織。

在北方，國共合作的進展尤為順利。李大钊顧全合作大局，加上他學識淵博又為人謙虛，北京及周邊地區國共兩黨的合作關系很好。這種充分的合作，使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所轄的華北、東北、西北15個省、區的國民黨黨員人數迅速擴展到14000多人的規模。

後來，周恩來在回顧這段曆史時說，“當時，國民黨不但思想上依靠我們，複活和發展他的三民主義，而且組織上也依靠我們，在各省普遍建立黨部，發展組織”，“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黨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國民黨中，是我們黨使國民黨與工農發生關系。國民黨左派在各地的國民黨組織中都占優勢。國民黨組織得到最大發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優勢的地方，也是共産黨員最多的地方”。

1924年，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得到落實。國共合作使共産黨人和國民黨人共同努力，将國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内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國民黨的影響範圍迅速在廣袤的北方發展，國民革命運動從嶺南一域向大江南北擴散。中華民族偉大的革命力量開始迅速彙集，大革命的初瀾已開始顯現。

（四）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産黨的軍事武裝得以初步建立起來。

共産黨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最初也是在國民黨組織中付諸實踐。共産黨人建議國民黨積極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在蘇聯的幫助下培養現代軍事人才。于是，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計劃在國民黨一大得到制定。因為陸軍軍官學校設立在廣州市區東南的黃埔島上，所以也稱黃埔軍校。

1924年5月５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入學，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親自兼任軍校總理，任命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為校長，任命共産黨的摯友——左派領袖廖仲恺為校黨代表。10月，英國買辦陳廉伯率領商團發動反革命叛亂，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群衆的支持下，以黃埔軍校學生聯合工農武裝鎮壓了叛亂，有力打擊了地主買辦階級，保衛了廣東的革命成果。

11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從歐洲歸國，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此後，恽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共産黨人先後擔任黃埔軍校要職。黃埔軍校與舊式軍校不同，該校重視革命精神和愛國思想教育，将政治學習視為與軍事學科同等重要的内容。為壯大革命武裝力量，中國共産黨還選派大批各地黨員和優秀革命青年來到黃埔軍校學習，第一批就有共産黨員和青年團員56人，占學生總數約一成。徐向前、陳赓、蔣先雲、左權、王爾琢、許繼慎等許多人成為軍校的骨幹。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出席黃埔軍校開學典禮

鑒于粵漢、廣九鐵路經常被軍閥和土匪騷擾，周恩來征求孫中山的意見後，抽調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當中的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組建了“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之後，各地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加入這支部隊，使之規模迅速壯大，戰鬥力不斷增強。這支部隊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即葉挺獨立團的前身，也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最初的源頭。

（五）

國共合作以後，群衆運動得到複興。

中國共産黨在發展組織的過程中，緻力于恢複之前受到重大挫折的工人運動，努力重啟工會工作。黨吸取以前工會受破壞的教訓，活動盡量采取秘密方式。２月７日，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北京秘密召開了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全國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黨組織把原來鐵路工會的骨幹重新召集起來，補充、重建了各工會機關，恢複工會活動，力争工會合法權利。7月，數千名中國工人和警察在廣州沙面租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嚴正抗議英法帝國主義在租界上實施歧視中國人的政策。這次罷工鬥争曆時一月有餘，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國共合作當中，農民運動也在逐步發展。共産黨人建議國民黨中央重視農民工作，積極培養農民運動骨幹，開辦講習所。國民黨中央高度重視這些建議，７月３日，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正式開學。共産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人主持講習所工作，并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的中堅力量。８月，廣東農民運動即已有了快速的發展，農民協會建立了自衛軍，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開展積極的武裝鬥争。12月12日，共産黨人彭湃、周其鑒領導廣東省廣甯農會開展減租運動，地主武裝竭力反撲，造成嚴重破壞。關鍵時刻，共産黨的“鐵甲車隊”奔赴廣甯前線，給予了廣甯農會減租運動很大的支持，協助他們取得了鬥争的勝利。

國共合作也使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得到重要發展。如《婦女周報》這樣的進步刊物開始發行流傳，新社會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主張逐漸深入人心。

（六）

1924年是國共合作成效顯著的一年，然而，兩黨之間的裂痕也開始顯現。

中國共産黨形成了早期的統一戰線思想，以最大的誠意盡心盡力地幫助國民黨發展。但是，國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全國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諸省中仍産生了摩擦。這些問題從上半年就浮出水面，逐漸公開化。陳獨秀對這些問題十分重視。為了研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也為了總結經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中央擴大會議。

1924年5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除部分中央委員外，有中共部分區委負責人。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會議。陳獨秀在會上報告了國共合作情況，指出：共産黨員不要包辦國民黨的工作，應當支持國民黨的左派。多數黨員還應抓職工運動，不能放松職工運動。這次會議肯定了國共合作這5個月以來的成績，強調共産黨員在身處于國民黨内外的各種複雜環境中，要充分認識鞏固中國共産黨自身。要經常地普遍地宣傳和實行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綱，以這個政綱作标準來幫助國民黨擴大組織，從而加強左派，削弱右派，正确對待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鬥争。

會議明确批評了5個月以來有些同志調和國民黨左右兩派矛盾的錯誤，并指出，共産黨的階級基礎是産業工人，隻有充分發動工人參加革命鬥争，杜絕資産階級的妥協性，才能使民族解放事業進行到底。目前，積極發展和擴大工會組織，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針對國民黨右派要争奪工人運動領導權的一些情況，會議對工會運動方面幫助國民黨的具體方法作出了相應規定，調整了黨的工會活動以及發展産業工人加入國民黨的一些具體政策，這些政策使中國共産黨在組織活動的開展過程中能夠避免國民黨右派的幹擾和束縛，并保持靈活與機動。

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指出：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争，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現在我們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這個決議案對糾正黨的工作中的偏差，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起了積極作用。

此後，國共兩黨在“加入國民黨的共産黨員要不要組成黨團”的問題上以及國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上又發生了廣泛的争論，這也預示着國共兩黨因為階級立場的巨大差異和右派勢力的頑固性，終究難以維持長久的合作。

（七）

然而國共兩黨還是在分歧中彼此彌合，繼續前進。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10月，北方局勢巨變。馮玉祥發動政變，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推翻了由曹锟、吳佩孚等直系軍閥首領控制的北京政府，并進而控制天津地區。直系軍閥潰敗後，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但馮玉祥立足不穩，奉系軍閥已集結兵力進入北京、天津地區，伺機而動。段祺瑞乘勢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為軍閥所控制，他們在骨子裡是反對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權的。孫中山為國家前途計，發表了《北上宣言》，決定仍應邀北上，到北京與各方商讨召集國民會議并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事宜。

遠離革命大本營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贊成孫中山北上的決定，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都持反對态度。各地方黨組織的相當一部分同志也堅決反對孫中山北上，認為這是孫中山在尋求與軍閥妥協。持這種觀點的以中共北平區委書記趙世炎為代表。趙世炎認為，搞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聯盟，标志着國民黨政策的轉變，等于國民黨抛棄了國共合作政策，而去與軍閥妥協。現在，中國共産黨應當整個地反對國民黨。

但是，李大钊對孫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當時由周恩來主持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也表示支持。他們認為，支持孫中山北上，以擴大革命宣傳，以鼓動全國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假面具。當時的共産國際代表鮑羅廷、維經斯基，及蘇聯駐中國全權代表加拉罕都認為，雖然孫中山北上會處于軍閥和列強的包圍之中，但這個風險值得冒。畢竟孫中山應該走出廣州，為國家統一而鬥争，才能真正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有所改變。

國民黨中的右派則從另一角度支持孫中山北上。他們認為，孫中山與統治北方的軍閥合作反對直系，是當前的政治主題，而國共合作則不是主要的。同時，對于加入國民黨的共産黨員組成黨團，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國民黨中的左派則對孫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時之間，共産黨内反對孫中山北上，甚至反對國民黨的情緒日趨嚴重，他們同時與國民黨左派和右派産生了嚴重的分歧與對立。

在北京地區一次黨員會議上，趙世炎公開講了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意見，但李大钊本着有利于國共合作，有利于大革命的全盤考慮，仍明确表示支持孫中山北上，共産國際和俄共也表明支持孫中山北上。鑒于社會上支持孫中山北上的進步人士也很多，且孫中山北上确有其積極的作用，這使北京地區的黨員逐步轉變了看法。于是，北京地區的黨員又召開了一次大會，對支持孫中山北上的議題進行了表決通過。之後，北京地區黨組織又在工會、青年團等組織中做了一系列說服工作。這些組織很快就在這個問題上統一了意見。11月2日，中共北方區委發表《檄告國民書》，對孫中山及他北上的決定進行了積極贊揚，并開始籌備迎接孫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時，黨組織對各民衆團體發出号召：提前組建全國國民會議，以實際行動迎接孫中山先生。此時的中國共産黨成立僅3年，幼年時期的黨組織即已勇于在關乎國家未來的重大事件中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有的嚴肅與真誠。

（八）

孫中山注意到了國民黨與共産黨内的各種意見及其發展變化。他認為，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頭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廣州坐失良機，必須去北京繼續完成中央革命。11月13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奔赴北方，他在赴北京途中發動了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為支持孫中山，中國共産黨在全國範圍大力開展召集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得到了各地民衆團體的熱烈響應，人們紛紛表示擁護，這為孫中山北上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但在孫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勢又發生了變化。馮玉祥雖歡迎孫中山北上商談國家大計，但外國使團不承認馮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張作霖以絕對優勢兵力進入北京地區後，馮玉祥的軍隊被迫撤回西北地區。馮玉祥在張作霖與段祺瑞聯合壓制下，也采取了疏遠國民黨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孫中山出發之際身體狀況已很差，加上舟車勞頓，他到達天津後，已經病重。而此時，段祺瑞已在張作霖、馮玉祥妥協下組成政府，宣布尊重對外條約，主張召開善後會議，并且推出了善後會議條例。這一切，實際上都已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排除在外。面對如此形勢，國民黨内部團結起來了，國民黨與共産黨在行動上也更協調一緻了。兩黨共同商讨時局和對策。

12月，中國共産黨組織鐵路工會的十幾名代表，組團到天津探望孫中山，代表們表示鐵路工人一緻支持孫中山的主張，孫中山向工人們表示謝意。

不久，孫中山抱病進京，受到民衆盛大歡迎。孫中山為了處理北方事務方便，指令北京國民黨機關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由國民黨要員參加，李大钊等中共領導人被指定為會議成員。

當時，孫中山已經和段祺瑞決裂。孫中山對段祺瑞讓步，但段祺瑞仍無視國民黨的意見。革命立場堅定的中國共産黨挺身而出，揭露皖奉軍閥的陰謀，幫助孫中山認清了形勢。因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不參加善後會議。在中國共産黨的支持下，孫中山的北上不僅沒有陷于軟弱與妥協，反而成為了一次堅定的革命行動。

在軍閥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國共兩黨除繼續攜起手來抗争，已别無選擇。複雜的局勢使國共合作得到了強化，兩黨的仁人志士摒棄成見，團結起來，并肩戰鬥，共同奮進，繼續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這證明，在國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關鍵時期，孫中山和國民黨在中華大地上最誠摯的盟友，隻有中國共産黨和黨所領導下的人民群衆。

1924年的國共合作，在組織建設、軍事武裝的建立、群衆運動的複興、孫中山北上，以及兩黨共同推動的一系列革命活動當中，不斷積聚着中華民族變革的能量，醞釀着一場曆史巨變，也為掀起全國範圍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礎。強烈的陽光，即将穿透翻騰的雲海，照亮中華大地。

文章來源：2019年9月18日《學習時報》